绪论二 推理小说论（第2 / 4页）

因此，谈到推理小说中会出现巨大邸宅的示意图这件事，虽说巨大邸宅这一设定蕴含着“埋下谜题”的要素，但那不是主因，最重要的目的基于以下要求：主人公如若不是住在这般豪宅中的阶级，便无法将推理小说中的谜题复杂化。

此外，倘若推理小说以广阔的地域为舞台，就会使不熟悉该舞台地域的读者兴趣减半。例如在《三幕悲剧》中，推理的关键在于法国某小镇到另外一个小镇的距离，两者南北相距甚远，是否能够做到当日往返。对于没有地理环境及交通系统条件相关知识的读者而言，由于书中对此并未予以暗示，所以即便读到解决处，也无法令其真正地信服。

还有，在《暴风雪山庄》中，其诡计的出类拔萃处虽如上文所述，却也有一个缺点。那便是以下暗示并未交代：如从山庄所在地到杀人现场之间的距离，地形如何，如若滑雪可以短时间到达，等等。

因为是作者自己所熟悉的地形，所以会容易自以为是。不过，在给读者提供足够的暗示基础上，更必须要有充分的考虑、完整的结构及精妙的诡计，如此才能让读者从容不迫地享受解谜过程中的智力竞赛。

《Y的悲剧》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倘若将手触及的高度及香草的气味都算上，勉强能描绘出犯罪少年的形象，但仅把这些当作暗示也太过模糊，我希望作者能够事先给读者更明确的提示，多做些让读者信服的准备和结构安排。作者应在少年成为犯人的动机、看过他人备忘录后作案等关键之处给出提示，必须要有竞争解谜的结构妙处。倘若作者有“如果给予暗示，读者不就一下子知晓犯人了吗”的想法，是写不出杰作的。挑战的妙趣就是既给予读者所有提示，又能迷惑读者。而作者的骄傲及执笔热情就在于利用巧妙的机关，在这场大冒险中欺骗读者，如果不提供足够的暗示，就让读者猜犯人是谁，将会失去成为杰作的首要条件。

约翰·迪克森·卡尔^{<a id="noteBack_14" href="#note_14">[14]</a>}也是过分追求意外，而导致不合理之处过多。《三口棺材》不及格。

以单独的杰作来论，克里斯蒂女士、奎因、范·达因的众多作品暂且不论，就只能想到《箭屋》《航船谋杀案》《帆船下的死亡》《红发的雷德梅茵家族》这几部作品。虽说我的阅读范围内也会有十来本好书，但读一百本，也就只有两三本不会让人失望。这些世界知名作家的作品，尚且如此。

在日本，横沟正史^{<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出类拔萃，他身为作家的能力，能让他轻松进入世界十佳。尤其他的《蝴蝶杀人事件》堪称杰作，二战后的作品中也少有拙作。最无趣的作品当数《本阵杀人事件》，却力压《蝴蝶杀人事件》获奖。把奖项颁给《本阵杀人事件》的侦探作家俱乐部的愚蠢行为，或将载入史册。

《蝴蝶杀人事件》十分精彩，作品中往返于东京与大阪之间的华丽连环计，值得特别提及，故事展开也精妙绝伦。把谎称为晕船药的毒药交给将行李箱运至东京站的友人，在此轻巧布下诡计，至结尾的处理都巧妙至极，大快人心。

若要说些不足，那便是犯人志贺在大阪的酒店犯下第二起杀人案时，他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便用绳子扭住尸体，待绳子回复原状后尸体掉落街上，他利用这段时间下楼梯。然而，比起这种诡计，单纯地杀人后装作若无其事，反倒更安全。如此一来，何时杀的人，案发时在哪里，应该几乎无从得知。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而大费周章，反而会增加被发现的风险。因为事后要面临整理绳子的风险，也很辛苦，这么做不引人注目才怪。

基本上，推理小说在解决篇之前都不能交代所有物证。或许有极为罕见的情况，但几乎不可能提供物证作为暗示。虽然暗示都是环境证据^{<a id="noteBack_16" href="#note_16">[16]</a>}，但不可以出现“AB均可”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如果出现类似“ABC都有可能，连D也可以”的情况，所呈现的环境证据越含糊不清，越可断定这部推理小说是失败的。

也就是说，既要明确给出让人一筹莫展的环境证据，又要巧妙布局，从容不迫地迷惑读者。

总的来说，能符合上述条件的当数阿加莎·克里斯蒂女士了。她技艺超群，实在是出类拔萃的大天才。

不过，横沟正史虽不顾病体创作出大量作品，但作品中却少有很大的瑕疵。虽说也能看出作者为了合乎逻辑而煞费苦心，但其诡计与暗示的华丽程度，即便在外国也实属罕见。例如，在《狱门岛》中，倘若只让和尚成为犯人，便太容易被识破。于是作者设计了三个犯人，他们每人犯下一起命案。此处虽出人意料，却也有些牵强，但借由三句俳句的杀人手法很华丽，理应受到极力推崇。

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对《蝴蝶杀人事件》吹毛求疵。《蝴蝶杀人事件》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华丽连环计，充分地弥补了这点不足。

但在日本新人作家的作品中，类似这种瑕疵的不合理及不完备的诡计过于醒目。他们过于玩弄机关，却没有使用的必然性，只是玩弄而已。上述行径将把自己置于险境中，但他们却完全忘了考虑这些。不可能有那么愚蠢的犯人！

所有的诡计都必须存在必然性。无论怎样冒险，但如果疏于机关的布置，罪行就会被看穿。基于这个无回旋余地的理由，必须花心思玩弄机关。

在《罗杰疑案》中，犯人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而使用了留声机，那就需要冒险取回它。而执行这一手法需要不少时间，五分钟左右的偏差就可能导致诡计被识破。诡计总是伴随着风险。如若没有对此了然于胸却仍须铤而走险的必然性，便毫无意义，在解谜游戏的合理性上便丧失了资格。

推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净是些富豪、政治家、女演员、知名运动员等名人，鲜有无产者被杀害的案例。因此，就导致出现了“推理小说不过是有闲阶级的玩物”这类一知半解的见解，他们的思维也被局限在“大多数的犯罪动机是情色和欲望，穷人作为被害人的动机不足”等层面。谜题的布局空间变窄，解谜游戏所需要的复杂情节也会减少。为了把谜题变得复杂，就一定要设定个主人公，而他应是身边谜团环绕，且与多方有众多瓜葛之人。同时还要设定一个被害人，此人从多重角度看都有被杀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