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 / 5页）

我把这篇稿子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外，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起过。自格里姆进弗里森伯爵家时起，我便同他相交甚得。他有一架羽管键琴，成了我俩的相聚点，我同他一起在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余暇，从早到晚或者通宵达旦地，从不停歇间断地唱一些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歌。一旦在迪潘夫人家找不到我，准保可以在格里姆先生家找到我，或者至少我是同他在一起，或散步，或观剧。我虽然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已不再去了，因为他不喜欢，所以便同他一起花钱买票，去他所痴情的法兰西剧院。总之，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年轻人连在一起，难舍难分，连那位可怜的“姨妈”也冷落了，也就是说，去看她的次数少些了而已，因为我对她的依恋之情，一生之中，从未有过一时一刻的减弱。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无法两头兼顾，这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那种我早已有之的欲望，想同泰蕾兹住到一起来。因为怕她家人多，特别是手头拮据，买不起家具，所以一直没敢往这上头想。做点努力的机会一出现，便被我给抓住了。弗朗格耶先生和迪潘夫人深感八九百法郎一年对我来说不够花销，主动把我的年薪加到五十个金路易，此外，迪潘夫人得知我要置办家具，又在这上面帮了我一把。我们把现有的和泰蕾兹原有的家具凑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街的朗格道克旅馆租了一套房间。那家旅馆住的都是些很善良的人。我们尽量地布置了一番，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去退隐庐。

泰蕾兹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和气，特别惧内，还给他内人取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后来，格里姆开玩笑地把这一绰号从母亲移到女儿的身上。勒瓦瑟尔太太并非缺乏才智，也就是说，并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不失上流社会的礼貌和风度。但是，她那神秘兮兮的胁肩谄笑让我忍受不了。她常给她女儿出鬼点子，企图让她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而且还分别讨好我的朋友，挑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同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好母亲，因为她这样做于她自己有利，又为她女儿掩盖了过错，从中得益。这女人，我对她赔着小心，关怀备至，常送她些小礼物，一门心思想讨她喜欢，可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满足她的欲望，所以她便成了我在小家庭中感到头疼的唯一因素。不过，我可以说是在这六七年中，尝到了脆弱的人所能消受得了的最完满的幸福。我的泰蕾兹的心是一颗天使般的心。随着感情日深，我俩愈发恩爱，日渐觉得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如果我俩的乐趣可以描绘出来的话，会因为其普普通通而令人好笑的。我俩相依相偎着在城外散步，在小咖啡馆里花上十来个苏。我俩在窗边吃着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放在与窗口同样宽的一只大箱子上的两把小椅子上。这样一来，窗台便成了我们的餐桌，我们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观赏着周围的景物、过往行人，尽管身在五楼，却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置身街中。这一顿顿晚餐，只有一大块粗面包、几粒樱桃、一小块奶酪和我俩一起喝的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绘得出、谁能感受得到它们的情趣呢？情意、信赖、亲密、心灵的温馨啊，你们这些佐料是多么鲜美馋人啊！有时候，我俩一直在那儿竟不知不觉地待到半夜，要不是老妈妈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夜已这么深了。好了，别谈这些枯燥可笑的细节了。真正的快乐是根本描绘不出来的，我一向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感觉的。

我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有过一次更俗不可耐的乐趣，也是我应自责的最后一次这类快乐。我说过，克鲁普费尔牧师和蔼可亲，我同他的关系之好，不亚于同格里姆的关系，后来我俩变得十分亲密。他俩有时来我家吃饭。饭菜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由于克鲁普费尔的妙语连珠、如癫似狂的玩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带着滑稽可笑的德国腔的尚不纯正的法语，大家十分开心。我们的小聚餐虽不能大快朵颐，但不减其乐。我们觉得在一起相处甚得，以致不能分离。克鲁普费尔在寓所里包了个小姑娘，但她仍可接客，因为他一个人养不起她。一天晚上，我们正要进咖啡馆，便发现他正往外走，要带她去吃晚饭。我们便拿他打趣，他报复得挺有水平，请我们一道吃饭，然后也拿我们寻开心。我觉得那个可怜的小丫头秉性甚好，很温柔，不适合干她那一行。有个老妖婆跟她在一起，尽量在调教她。我们说着浪话，开怀畅饮，放浪形骸，忘乎所以。好心的克鲁普费尔想把人情做到底，所以我们三人便相继到隔壁房间去同那可怜的小姑娘乐一乐，弄得她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格里姆始终咬定说他没有碰过她，之所以同她在那屋里待了那么久，是故意让我们急不可耐。不过，如果说他真的没有碰她的话，他也不可能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他就是住在这个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的。

我走出这个姑娘住的莫瓦诺街，同圣普乐（）①从被人灌得酩酊大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羞得满面通红。而且，在我写圣普乐的故事时，很清楚地想起了自己的那档子事。泰蕾兹从蛛丝马迹中，特别是从我那慌乱的样子，看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立即坦诚地向她作了忏悔，减轻了压在心头的重负。我幸亏这么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便得意洋洋地跑来向她添枝加叶地讲述了我的罪孽。而且，自打那以后，他不失时机地、不怀好意地向她旧事重提。他这样做是罪过的，因为我毫无顾忌、自觉自愿地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他，我就有权希望他不致让我为此而感到后悔。我从未像这一回一样地痛感我的泰蕾兹心地之善良，因为她对格里姆的做法比对我的不忠更加恼火，而且我只挨了她的一些感人至深、苦口婆心的埋怨，丝毫看不出她的言语之中有任何的嫌恶。

上一章结束时，我不得不停息一下。这一章一开始，我那重重苦难的长链露出了端倪。

我因在巴黎最显赫人家中的两家生活过，尽管不善逢源，但总不免在那里认识点人。特别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年轻的王储及其太傅滕恩男爵。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结识了塞居伊先生，他是滕恩男爵的朋友，因编辑出版了卢梭（）①的精美文集而享誉文坛。男爵邀请塞居伊先生和我去丰特奈-苏-波瓦住一两天，王储在那儿有一幢房子。我们去了。在路过樊尚监狱时，我一见那主塔便心如刀绞，男爵从我脸上看出来了。晚饭时，王储谈起狄德罗被关押的事。男爵为了引出我的话来，故意指责狄德罗太不谨慎。我便慷慨激昂地为他辩护起来。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朋友的不幸才如此激动的，所以也挺谅解，于是就扯到别的事上去了。在座的有两个德国人，是王储的随员。一个叫克鲁普费尔先生，聪明过人，是王储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替男爵成了太傅。另一个是位年轻人，名叫格里姆先生，暂充王储侍读，等候补缺，而且他服饰很简单，说明他急需得到一个职位。自当晚起，克鲁普费尔先生和我便开始熟识，很快便情深意笃了。同格里姆先生的交往发展得不算快。他不怎么爱显山露水，与他后来飞黄腾达时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相去甚远。第二天午饭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当我得知他常弹羽管键琴伴奏时，开心极了。饭后，拿来了乐谱。我们便弹奏王储的羽管键琴，玩了一整天音乐。就这样，对我来说先是那么美好、最后又那么凄惨的友情开始了。这一点，今后我有许多话要说的。

回到巴黎，我便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被放出主塔，并根据他的保证，让他在樊尚监狱的城堡和园子里自由活动，并允许他会见朋友。我真恨不得立刻飞去看他！但因要事缠身，羁留在迪潘夫人家两三天，真是度日如年。随后，我便飞奔而去，扑到我朋友的怀抱中。真是一言难尽的时刻啊！他并非独自一人，达朗贝尔和圣堂（）①司库同他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只看见他，一个箭步，大叫一声，便把脸贴在了他的脸上。我泪流满面，抽泣着紧紧地搂抱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激动、快乐得喘不过气来。他挣开我的臂膀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转向圣堂司库，对他说：“您瞧，先生，我的朋友们多么爱戴我。”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当时并未细想他利用我来炫耀自己的这种做法。但此后，有时回想起来，我始终认为，我要是狄德罗的话，首先想到的绝不是这个。

我发现监狱对他的刺激很大。主塔给他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印象。尽管他在城堡里已很舒适，而且还可以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园子里自由地散步，但他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否则心情便糟糕透了。由于我肯定是最同情他遭遇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他见了最感欣慰的人，而且，不管有多忙，我顶多隔一天就要跑去同他一起过一下午，或者是我单独去，或者同他妻子一起去。

那是一七四九年，那年夏天酷热难耐。从巴黎到樊尚有两法里。我手头拮据，雇不起车，所以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便于下午两点走着去。我走得很快，好早点赶到。路旁的树木按照法国习俗总是修剪得齐刷刷的，几乎没了一点儿阴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为了走得慢一些，我便想了个主意，边走边看书。有一天，我拿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一边走一边看，忽然发现第戎科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加速了腐化堕落抑或净化了道德习俗》。

这个出色的女子头脑极其简单，但心地却极其善良，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但有一件事，却是值得补充一句的。我曾跟她说过，克鲁普费尔是个牧师，而且是萨克森-哥特王储的私人牧师。对于她来说，牧师是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她竟把最不搭界的一些概念滑稽可笑地给搅和在一起了，竟然把克鲁普费尔当成了教皇。我第一次听见她这么说时，以为她疯了：我刚一回到家，她便对我说，教皇来看过我了。我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急忙跑去把这话学给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听。从此，克鲁普费尔在我们中间就有了教皇的美名，我们还把莫瓦诺街的那个姑娘称之为教皇娘娘让娜。这成了我们永不枯竭的笑料，而且笑得喘不上气来。有些人曾硬是说我在我写的一封信中，亲自说过我一生中只笑过两次，他们那是不了解那时的我，也不了解年少时的我，否则，他们是绝不会这么编排我的。

第二年，一七五○年，我已不再去想我那篇文章了，可却听说它在第戎获奖了。这个消息唤醒了我写此文时的所有观点，并赋予它们以一种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置于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和道德观念的原先的酵母发酵了。我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尽管该死的羞耻心和畏惧人言使我起先无法依照这些原则行事，无法与我那时代的信条一刀两断，但自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单等种种矛盾激发我的意志，使之必胜无疑时，我便立即付诸实行。

当我正在对人的义务的哲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对自己的义务加以思考。泰蕾兹第三次怀孕了。我对自己过于真诚，内心过于高傲，不愿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原则，因此，我便开始对我的孩子们的命运以及我同孩子们母亲的关系进行检讨。我这么检讨时，根据的是自然的、正义的和理性的法则，以及同其创造者一样纯洁、神圣和永恒的那个宗教的法则。人们假装想使这个宗教纯净，但却玷污它，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程式把这一宗教弄成了说空话的宗教，因为把不可能的事全都规定下来，却又不去实践，那当然是不用费劲乏力的了。

诚然，我对自己行动的结果估计错了，但我这样做时的那份心安理得是再惊人不过的了。如果我属于那些天生的坏人，对大自然的亲切声音充耳不闻，内心深处从未萌发过丝毫真正正义的和人道的情感的话，这种铁石心肠也就极其自然了。然而，我是那么古道热肠，那么具有强烈的感情，那么容易动情，那么易为情爱所控制，那么痛伤离别，对人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热爱伟大、真善美和正义，那么憎恨各种邪恶，那么不知记恨、坑人，而且从无此念头，一看到一切有道德的、侠义的、可爱的事情，那么心软情深，那么强烈而温馨地激动不已，凡此种种，难道能够在同一颗灵魂之中，同肆无忌惮地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行为相安无事吗？不，我感觉到了，而且大声疾呼：这是不可能的。让-雅克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曾经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心肝的人，一个没有人性的父亲。我可能错了，但心肠不会这么硬。要是说出自己的道理来，那就说来话长了。既然这些道理可能迷住了我的眼睛，那么它们也会迷惑住许多别的人。我不愿让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年轻人重蹈我的覆辙。我只想说一点，我的错误就在于，因自己力不从心，而把孩子交给社会去教育，让他们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名逐利者的时候，我认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父亲应做的事，而且还把自己看作是柏拉图共和国（）①的一员。自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想错了，可是，我的理智却并没这么对我说，我还经常感谢上苍通过这种办法保佑了我的孩子们，使之免遭他们父亲的命运，免遭我不得不抛弃他们时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命运。要是我把他们扔给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的话，她们或因友谊，或因慷慨，或因其他某种原因，是愿意抚养他们的，可他们日后会更幸福吗？或者退一步说，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吗？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人家会让他们仇恨、也许背叛他们的父母，那倒反不如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的好。

一看这个题目，我顿时看到了另一个宇宙空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当时的印象记得很真切，但是，详细情形在我给马尔泽布尔先生的四封信中的一封里阐述之后，就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记忆力的奇特之处，有必要说一说。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便为我效劳，而一旦我把记忆中的事情写在纸上，它就不再帮我了。所以，我只要把一件事写下来，就再也记不住了。这一特点甚至也表现在音乐上。在学音乐之前，我熟记很多的歌曲，可当我一学会识谱，就一支歌也记不住了。而且，我怀疑，我曾经最为喜爱的那些歌曲中，我今天是否还能记全一支。

在这件事中，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的就是，我到樊尚时，激动得几乎像是发疯。狄德罗看出来了，我便把原委说给他听，还把我在一棵橡树下，用铅笔写的模仿法伯利西乌斯（）①的激烈演说词的一段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思想放开，撰文应征。我这么做了，而且，自这时起，我便完蛋了。这一时的意乱情迷，造成了我今后一生所有的不幸。

我的情感一如我的思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涌动。我全部卑弱的激动全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爱所窒息了，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骚动在我的心中持续了四五年之久，激烈程度之高，恐怕任何人的心里都不曾有过。

我写这篇征文，方式很奇特，我在后来的其他作品中，几乎也总是运用这种方式。我把不眠之夜用来写它。我在床上闭上眼睛思考着，绞尽脑汁地把一个个段落在脑子里考虑来考虑去，然后，待我总算满意的时候，便把它们存在记忆中，直到我可以把它们写在纸上为止。可是，当我起床、穿衣的时候，又全都忘记了，当我展开纸准备写的时候，我所构思的东西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打算请勒瓦瑟尔太太来当秘书。我先已让她同她的女儿及丈夫住在我的附近，是她为了让我少雇一个仆人，每天早上前来为我生火和打扫。她来的时候，我便在床上把我夜间构思所得口授于她。这个办法我遵循了很久，使我避免忘掉很多的东西。

这篇稿子写成了后，我便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还指出几处应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热情洋溢、气势恢宏的作品，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之手笔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推理最差、最不匀称、最不和谐的东西。不过，不管你生来有多大才气，写作技巧不是一学就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