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醉翁之意（第1 / 3页）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航母就得到了各国海军的高度重视，而且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海上航空作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一架从战舰上起飞的英国飞机轰炸了港口里的德国战舰。

虽然这次战斗连象征意义都谈不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几个海军列强签署的《伦敦条约》与《华盛顿条约》对各国拥有的航母总吨位、以及排水量上限、舰炮口径等等都做了明确限制，足以证明航母在当时已经引起各国高度重视。

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包括后来在太平洋上大打出手的美国与日本在内的海上列强都没有全力建造航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海军只有5艘舰队航母（“列克星敦”号、“萨拉托加”号、“约克城”号、“企业”号与“大黄蜂”号）、1艘小型舰队航母（“黄蜂”号）与1艘小型航母（“兰利”号），总吨位刚好达到条约上限。日本的情况不比美国好多少，只是耍了点小聪明，使航母总吨位超过了条约上限。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受条约限制。事实上，早在1936年，《海军军备条约》对列强来说就名存实亡了，根本没有多少限制作用，比如日本海军引以为傲的“大和”级战列舰与美国海军的“衣阿华”级战列舰都是这个时候完成设计与动工建造的，而这两种战列舰都突破了条约的限制，或者说完全没有考虑条约的限制。

由此可见，当时列强对航母在未来海战中的作用仍然没有把握，情愿建造更多的战列舰，也不情愿建造航母。后来的实战结果证明，在广袤的太平洋战场上，真正的霸主正是不太受重视的航母，而不是战列舰。更重要的是，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在珊瑚海海战与中途岛海战之后，美国与日本都调整了造舰计划，把航母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到战争结束，美国建造了上百艘航母，日本也竭尽所能的建造了数十艘航母，而两国在大战期间建造的战列舰则屈指可数。

第五十一章 醉翁之意

如果说陆军的变革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空军与天军的变革更可以用“气壮山河”来形容，那么海军的变革绝对是“悄无声息”。

前面已经提到，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对海战战术产生的影响早已显现出来。

暂且不说空天战机这种跨时代的武器会把航母变成个什么样子，以及空军尽全力推动的“空中平台”会不会淘汰海面战舰，仅“强制电磁干扰装置”这一种武器，就让海战面貌变得面目全非。拿间隔55年的两次马岛海战来说，在第一次海战中，装备落后的阿根廷军队仅用1枚“飞鱼”导弹就击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谢菲尔得”号导弹驱逐舰，而在第二次海战中，装备了数百架先进战机、上千枚先进反舰导弹的阿根廷海军，最终却靠潜艇与鱼雷击退英国皇家海军的远征舰队。让两场发生在同一海域的海战截然不同的原因，除了近半个实际的时间之外，就是飞速进步的科学技术。

正如前面提到的，海军战术革命是知易行难。

从这一历史事件上就看得出来，哪怕理论上可行，只要没有接受实战考验，都难以得到海军认同。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马岛战争爆发前10多年，大约在半岛战争与日本战争期间，共和国海军与美国海军就意识到战术革命已成必然，只是两国海军都按兵不动，谁也没有在摸清楚变革方向之前轻举妄动。即便在接下来的日本战争、印度战争与第二次马岛战争中，传统海战战术一再被证明已经严重过时，甚至是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可是共和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仍然稳坐钓鱼台，因为一个是既得利益者，另外一个则置身事外。直到2041年，中东战争爆发，两国海军才大梦初醒。虽然在这场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差点演变成世界大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中，两国海军没有得到正面交手的机会，也就没能一决高下，但是共和国海空军借叙利亚与伊拉克空军之名，对进入红海海域的美国舰队的毁灭性打击，既让固步自封的美国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以单次海战而言，损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珊瑚海海战与中途岛海战），也让共和国海军尝到了战术创新的甜头。不管谁是这场海战的得益者、谁是这场海战的受害者，必然会引发海战战术革命。

众所周知，受海军建设周期限制，任何与海军有关的变革都不可能说来就来。

前面介绍过相关情况，共和国与美国在海军变革上都格外小心谨慎，既没有畏首畏尾过于谨慎，也没有火急伙燎过于冒进。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两国的造舰策略。虽然在中东战争之后，两国海军都订购了大批新式战舰，但是两国海军都没有加快造舰速度，也没有大批量建造某一种战舰，而是在各个方面都做了探索，即便某些战舰采用同一个编号，也以分批建造的方式加以区别。原因很简单，在摸不准变革方向的情况下，两国海军都把技术储备与人才储备放在了第一位，并不追求迅速扩大舰队规模，而是把力量积蓄起来，准备在战争打响后、也就是照准方向后再集中释放出来。

毋庸置疑，这是最正确，也是最积极的发展策略。

对比历史就能发现，2042到2056的15年与1922到1941的20年非常相似，即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列强海军却以条约限制为由，并未全力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