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烧烤元首（第1 / 3页）
“我们最后一个签署《斯德哥尔摩协议》，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四十八小时之内，该协议就将正式生效。”裴承毅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时间点卡得非常准，到月底，《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就将正式启动，并且在明年一月进行削减前的基础核查，销毁工作最快能在三月初开始。当然，只要销毁工作开始，后面的就不那么重要了。”
从法理上讲，政府是行政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也就是说，除了行政法规之外，政府无权撤消其他法律、或者具有法律性质的条约协议。如此一来，共和国中央政府就没有权力单方面终止经全体代表大会批准的国际条约。换句话说，在某份国际条约对共和国的利益构成威胁的时候，还得走立法程序。显然，这极大的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也使得共和国当局的某些战略举措在国际上备受指责。比如在印度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就指责共和国背信弃义，因为在2030年的藏南冲突之后，共和国与印度签署了一份具有法律性质的边境条约，其中明确规定，印度承认共和国在包括藏南地区在内的有争议地区的主权，共和国则承诺不发动针对印度的各种颠覆行动。因为在发起战争前，共和国当局没有走立法程序，由立法机构来撤消这份协议，所以在发动战争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认为，共和国政府已经违法，在法理上已经不具备存在的价值了。
可以说，这也正是共和国政治改革的主要成果。
如同裴承毅所说，不管是谁，都不希望回到以前。在第二轮政治改革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明确政府与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即代表大会的工作就是制定法律，政府则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力来管理国家。正是如此，在2041年的中东战争中，就没有几个西方国家认为共和国做得过分。实际上，如果仅从影响来看，共和国在中东战争中迈出的步伐更激进，毕竟中东地区离共和国本土好几千千米，印度就在共和国的旁边。正是因为共和国当局在卷入战争之前，走了完整的立法程序，获得了由最高立法机关赋予的战争权，所以共和国中央政府派遣军队参与中东战争属于合法行为，而不是非法行为。
正是如此，共和国当局才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上花费如此大的精力。
当然，《斯德哥尔摩协议》的关键所在并不是赋予了共和国中央政府某种权力。
第七十八章 烧烤元首
裴承毅赶到前，颜靖宇刚刚送走了两位全体代表大会地区代表团的重要代表。与裴承毅猜测的一样，颜靖宇正在为新首都首期工程所需的4000多亿额外拨款努力，希望全体代表大会能在春节前完成审议工作。这也是在为裴承毅排忧解难，因为拖到春节后，裴承毅也别想安生。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还是以前好啊。”颜靖宇将高沏好的茶端了过来，说道，“想当初，王老一声令下，谁会说半个不字？搞了几十年改革，讨价还价的多了，真正为国家民族着想的却少了。”
“老颜，你这就是气话了，真要回到过去，别说王老无法原谅我们，你也不会答应。”
裴承毅这么一说，颜靖宇就呵呵笑了起来。
过了好一阵，颜靖宇才合上文件，把目光转向了裴承毅。
似乎料到元首要发问，裴承毅放下茶杯，把目光迎了上去。
“这么说来，战争的条件都成熟了？”颜靖宇拿起放在桌上的香烟，同时摁下了抽风装置的开关。因为裴承毅不抽烟，而他又经常到元首府来，所以元首府的工作人员特意搞了一套抽风装置。
“这得看我们有多高的要求。”
颜靖宇笑了笑，示意裴承毅继续说下去。
“不说这个了，开始跟几个代表谈了一下，肯定能在春节前完成审议，还能争取在节前把钱拨下来。这下，你也不用天天来找我了。”
“我可不是为这事来找你的。”裴承毅稍微停顿了一下，把带来的文件给了颜靖宇。“这是全体代表大会的表决结果，消息将在今天下午五点三十分公布，到时候国防部与外交部将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我们签署《斯德哥尔摩协议》的目的与意义。不管怎么说，这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颜靖宇拿起文件，眉头跳了几下，才翻开文件看了起来。
与表决有关的内容并没多少吸引力，与表决有关的都在乎结果，而不是过程。颜靖宇感兴趣的，还是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表决过程中提出的意见。比如一位来自湖北的代表就提到，《斯德哥尔摩协议》对共和国的约束是有限度的，在超出了限度之后，共和国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履行该协议规定的职责与义务。虽然在协议的详细条款中，并不包含这样的条文，即没有明确规定缔约国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单方面退出，毕竟对这份协议来说，只要有任何一个缔约国单方面退出，都意味着协议彻底失效。更重要的是，两个最主要的缔约国，即共和国与美国都没有把该协议当回事，签署协议的目的，只是推动《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共和国与美国随时都有可能撕毁该协议。但是换个角度看，湖北代表提出的这个要求，已经为共和国当局退出《斯德哥尔摩协议》奠定了法理基础，即解决了后顾之忧。事实上，数日前，美国众议院在批准《斯德哥尔摩协议》之前，也提出了类似的附加条款，即在该协议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或者对美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美国联邦政府有权退出该协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湖北代表的提议解决了共和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