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变味（第2 / 3页）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陆军兵力中没有包括民兵与预备役，而空军机群中也没有包括具有再使用能力的封存战机。至于天军的军费比例，因为没有对各国国防开支的具体方式做明确规定，所以也有空子可钻。

总而言之，只要共和国与美国愿意，《斯德哥尔摩协议》就将成为一堆废纸。

涉及到全面裁军问题，肯定不可能由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不管怎么说，如同俄罗斯与法国这样的大国，也拥有监督共和国与美国进行常规裁军的能力，所以共和国与美国要想在私下做交易，就得拖上俄罗斯与法国。不管怎么说，《斯德哥尔摩协议》的主要价值不是限制各大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而是启动《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使全面销毁核武器由理论变成现实，也使大国的霸权地位得到巩固。虽然站在俄罗斯与法国的立场上，《斯德哥尔摩协议》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至少是其大国地位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共和国与美国的立法机构都不愿意批准该协议的情况下，俄罗斯与法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睁一眼闭一眼。

到2054年7月，共和国、美国、俄罗斯与法国在《斯德哥尔摩协议》的具体实施条款上基本达成一致，即调整核查手段来降低裁军要求。按照最终达成的协议，核查工作将由缔约国联合成立的机构负责，而且提前安排核查工作，即先预约、再核查，而不像《伦敦条约》中规定的那样，各缔约国都有核查权，而且不需要为核查进行预约。总而言之，放松核查力度等于降低了军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只针对4个主要大国，而其他缔约国享受不到这样的特权。原因非常简单，协议核查机构主要依靠4个主要大国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来自4个大国的军事侦察卫星系统。也就是说，哪个国家有没有按照条约规定履行军控义务，不是由第三方说了算，而是由4个大国说了算。因为共和国与美国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所以两个超级大国获得的好处最为明显。

不管怎么说，在以实现核裁军为根本目的的情况下，适当放松常规军力不是坏事。

在审议中，蔺慕勋就多次提到，《斯德哥尔摩协议》并不是一份具有可执行性的协议。

在他看来，该协议对共和国常规军事力量的限制，必然传递给共和国的军事工业，从而对共和国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产生影响，最终使共和国的综合国力受损，丧失头号大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迟迟不肯批准该协议，摆明了是在看共和国的举措，因此共和国更没有理由走在美国的前面。按照蔺慕勋的提议，在签署该协议之前，共和国必须与美国进行单边谈判，落实军控细则，比如海军在以战舰总吨位为标准的同时，还得明确各种舰艇的比重、单舰排水量的上限、舰种的具体数量等等，陆军、空军、天军与陆战队的情况也一样，绝不能因为一份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协议让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受损、让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蔺慕勋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谁都知道，到了2054年，也就是《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即将展开的时候再与美国谈常规军控，肯定来不及了。问题就在这里，即蔺慕勋的目的不是要共和国当局去与美国谈判，而是希望用一份与美国的秘密协议，让《斯德哥尔摩协议》成为一份对共和国没有约束力的协议。要知道，蔺慕勋的首要身份仍然是共和国头号商人，在他身后不但由全球最大的资源类企业（如果按照总市值计算，三坚集团也是全球头号企业），还有共和国最大的几家军火企业。

事实上，在2052年底，共和国当局就与美国进行了秘密接触。

只不过，这样的秘密协议要想生效，仍然得走法律程序。与公开协议不同的是，4个大国都只要求经过议会的军事委员会审议与批准，而不需要得到更高的授权。如此一来，秘密协议生效的概率提高了不少。因为这份秘密协议关系到《斯德哥尔摩协议》，所以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在2054年10月份将其提交给了议会军事委员会。正是如此，共和国与美国当局不约而同的在11月底向议会发出信号，要求在12月初对《斯德哥尔摩协议》进行表决，并且明确表示，如果遭到否决，政府很有可能采取特别手段。

当时裴承毅刚刚住进副元首官邸，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明确无误的告诉颜靖宇，《斯德哥尔摩协议》很难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支持。作为军人，而且是指挥共和国军队打赢了好几场战争、并且在脱下军装前（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军人不能参与元首与副元首选举，所以裴承毅在2051年7月正式退役）当了10年的国防部长，裴承毅非常清楚共和国的国内情况，特别是军事工业集团对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影响。可以说，20多年前，王元庆能够在上任之初就拿日本开刀，与军事工业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别的不说，整个日本战争期间，以蔺彦博为首的一批共和国商人就为国家捐助了上万亿元的战争经费，不然共和国也不可能在短短数个月内打败日本。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赵润东时期的半岛战争期间，乃至纪佑国时期的东海战争期间，共和国的军火商人就参与了战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共和国军队南征北战。正是如此，到了21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人敢怀疑军火商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不然也不会在2052年的换届选举中出现那么多军人代表。随着战争威胁再度逼近，不管共和国当局是否承认，军火商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对国家政治生活与重大战略决策有着不亚于国家元首的话语权。

正是在裴承毅的建议下，共和国与美国首先进行双边接触。

事实上，美国当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美国国会不可能签署一份让美国常规军事力量锐减三成的军控协议。如此一来，美国总统要想说服国会的那些大佬，就只能设法与共和国达成秘密协议，在常规军控上做点手脚。

在此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拿海军舰队规模来说，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战舰的性质，并且对战舰的种类做了划分，却没有对战舰之外的非战斗类舰艇做任何限制，比如没有对运输舰与补给舰的数量与规模做限制。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即将部分具备战斗能力的舰艇划入非战斗类舰艇行列之中，在和平时期并不配备武器，在战争时期再为其配备武器。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海上平台”系统，如果将该系统拆解，各个组成部分都是非战斗舰艇，只有在组合的状态下，才具备支援海军航空兵的能力，成为典型的作战舰艇。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完全可以按照该系统的标准设计运输船只，最多对结合部分做一些限制，到战争时期加以简单改进就能成为战斗舰艇。